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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作为解散议会的决策者，总统马克龙不得不面对自己上任以来的“至暗时刻”。毕竟，连续两届内阁短命夭折，凸显出当下政治格局的深重危机。国民议会中左翼、中间派和极三分天下，来自左右两侧的政敌夹击，几乎阻断了任何重大改革的可能性，甚至连预算案都举步维艰。更何况面对严重赤字危机，法国必须端出一份大规模撙节计划，才能满足欧盟的财政纪律要求，但贝鲁政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起“自杀式冲锋”，才断送了自己的马提尼翁宫生涯。

　　对于极来说，真正符合胃口的“主菜”是逼迫马克龙辞职，推翻政府只不过是必经的“前菜”步骤而已。他们本来就打算在9月底对政府再次提出不信任案，而贝鲁主动将这个时间节点大幅提前，不啻为送上门的礼物。而极自出手促成巴尼耶政府垮台后，对于是否主动发起或协助推动不信任案，一直持谨慎态度。尽管极左极右都对政府持极端敌视态度，但二者之间彼此水火不容，无论是谁来发起不信任案，另一方都会投鼠忌器，不容易形成合力（但并非绝对不可能）。如今政府主动往枪口上撞，自然没有客气的道理。

　　虽然贝鲁在信任投票中以194：364大比分落败，但实际上，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胜负关键仍然在于掌握了66个议席的社会党。无论在宣布诉诸信任投票之前还是之后，贝鲁都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来争取社会党，这不仅导致社会党短暂观望之后决意推翻政府，而且政府注定失败的走势，导致原本就若即若离的共和党和中间派党团Liot无意恋战。这两支力量都没有发出投票指示，任凭议员自由投票，结果出现了28票反对和13票弃权。倘若贝鲁能够成功争取到社会党（哪怕作出努力争取的姿态）、并借势向游离势力发出呼吁，即便各党团内部异见“跑票”的情况，这场较量仍然有逆转机会。但相比日后势必迎来更大挑战的“软着陆”，贝鲁选择了眼下难看、日后轻松的“硬着陆”。

　　贝鲁的短暂执政，一直被一些虽然不算致命但令人如鲠在喉的错误所困扰。刚一上任，在海外省马约特岛遭受飓风袭击时，他回到自己兼任市长的波城（Pau）参见市政会议，仿佛被国王指定的新首相却更关心自己采邑里的收成，被批评为不分轻重缓急；任期之初，他向社会党示好，换取后者“高抬贵手”、没有加入极发起的不信任案，但转头他又声称移民太多、让人有种“被淹没的感觉”，这种极右色彩鲜明的措辞没能争取到极，却破坏了原本与中之间原本就脆弱的信任关系。至于贝鲁的标志性举动——同时也是换取社会党不参与倒阁的筹码——重新开启退休改革问题协商，也沦为清谈，最后在6月彻底失败。

　　在与总统马克龙的关系问题上，二人虽然没有公开敌对，但也时常传出龃龉。贝鲁曾提议就公共财政问题举行公投，但姑且不说财政问题并不适合用公投方式解决，单就这一方式本身而言，便属于总统的专擅事项。此外，他还向阿尔及利亚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后者接回被法国驱逐的阿籍公民，而外交事务也是总统的专属权力。在第五共和体制下，总统和总理原本有较为明确的职权分配，在马克龙和贝鲁都处于政治弱势之际，按说分寸感应当更加明确，但贝鲁频频插手总统职权的表态，不啻为有害无益的越界举动。

　　而在事关生死的预算紧缩问题上，贝鲁总是处于含糊其辞的状态：他承诺要让富人做出更多贡献，却说不清该如何操作；他表态愿意针对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假日等问题进行商量，但坚持要放在信任投票之后进行。尤其是，取消“复活节星期一”和“二战胜利纪念日”这两个公共假日，从一开始就被舆论怀疑是在为日后的讨价还价做铺垫，可以看准时机宣布放弃、来体现政府方面的对话诚意，但直到下台，贝鲁也没有向这个方向再多迈一步。于是，这种策略（如果能称之为一种策略的话）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境——如果在技术层面上不做让步，政治层面就无法逾越难关；而如果在政治层面无法过关，技术层面的让步也就压根无从说起。

　　即便这种策略令人费解，但贝鲁要想获得足够的支持力量，显而易见道路不外乎两条：或是争取社会党、或是争取国民联盟，换句话说，不是左倾、就是右倾。虽然向哪个方向移动都注定面临巨大阻力、同时不可避免要作出巨大让步，但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但贝鲁却选择了不左不右、原地躺平 ：在七八月的漫长夏季假期中，他本人没有去度假，继续在马提尼翁宫伏案工作，却也没有针对社会党或国民联盟采取任何重大的协商动作，理由是“他们都去度假了”。

　　在8日当天信任投票之前的演说中，贝鲁说：“你们当中不少人——也许是大多数、也许是最理性的那些人——认为这一选择太不理智，风险太大”，但“最大的风险，恰恰是不去冒风险， 让事情照旧继续下去，政治一如既往”。这番话当然再正确不过——甚至有些过于正确了——但如今从贝鲁口中说出来，讽刺意味十足。面对政治搏杀，需要的是足够强大的求生意志和足够灵活的身段，但贝鲁身上却都没有展现出来，或者说，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贝鲁的风范颇类似清初思想家颜元讽刺南宋腐儒名句——“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如今，经历几乎一事无成的九个月后，贝鲁结束了这份马提尼翁宫的“短期租约”。但在过完总理瘾之后，贝鲁和他的“”还会像之前一样坚守在执政联盟中吗？抑或成为离心离德的异议者，根据形势待价而沽、争取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毕竟，在证明自己难堪总理大任、继续参选总统绝无胜算之后，这位74岁老人的政治动能似乎也面临见顶——虽然他本人坚称自己的“历险”仍未结束。贝鲁和“党”的动向，可能成为马克龙剩余任期内的一大变数。

　　围绕这场失败，尽管贝鲁本人难辞其咎，但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这场困局的祸根，仍然在于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马克龙轻率地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导致丧失了原本拥有的相对多数席位，导致政治格局碎片化，造成了今天这种“无法治理”的现状。外界往往渲染法国“两年换了五位总理”，实际上，抛开刚刚上台的勒科尔努不论，真正在暴风眼中左支右绌、难以为继的总理，就是巴尼耶和贝鲁二人而已，而这二人正是解散国民议会的直接产物。

　　在所谓“半总统半议会制”的第五共和体制中，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总统的“政治保险丝”，既要获得后者的信任，又要获得议会的认可。一旦出于形势需要，总统可以走马换将，通过调整总理人选来推行新政、或是平息舆论不满，而不至于危及自身。因此，法国总理任期往往较短，两三年是正常现象。在马克龙执政初期，菲利普（2017-2020）、卡斯泰（2020-2022）、博尔内（2022-2024）三位总理基本上都符合这一逻辑，甚至一直到阿塔尔上任（用意之一是迎战欧洲议会选举），法国政界和舆论都提前有所预判，不会将这些人事更迭视为异动。

　　在贝鲁这根保险丝用近乎“自我熔断”的方式下台之际，政治压力迅速传导到马克龙的身上。在民调机构Elabe于9月4日公布的一份“政治晴雨表”中，马克龙的支持率已经跌至17%，刷新了今年1月份的18%纪录，不信任度高达76%。他在社会中下层的支持率一直不高、继续走低并不奇怪，但真正严峻的问题是，在原本一直支持他的本方选民群体中，出现了信任的迹象，支持率大跌了14个百分点，降至45%，同样趋势也发生在企业管理阶层中（下降20个百分点）。这表明，此前七年多一直坚定支持马克龙亲商政策的群体，如今开始丧失信心，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

　　按理说，马克龙并不是“懒王”化身，甚至相反，他绝不允许大权旁落，雄心勃勃地想开创一番事业。这种雄心在过去七年间固然做出了相当多的成绩，但积累的民怨逐渐升温（加上新冠疫情和通胀危机作为催化剂），最终在2024年议会重新选举中爆发出来。这种背景下，马克龙被情非得已地捆住了手脚，在任何一个内政议题上，倘若他亲自下场，都可能激起反作用，于是总理作为缓冲器和保险丝，其角色变得愈发重要。他不得已任命了勉强能够平衡各方的贝鲁，结果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总统不是“懒王”，总理却成了“懒宫相”，在九个月时间里几乎无所作为，耽搁了第二个总统任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间。虽然距离任期结束还有近两年时间，马克龙迅速指定了新的总理人选（事实上，在为巴尼耶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勒科尔努就比贝鲁更被外界看好，但被后者强行超车，蹉跎了九个月时间），但鉴于政坛碎片化格局短期内难以撼动，恶斗不可避免，几乎已经可以确认，站在废墟之上的马克龙已经难有作为，剩余时间也将进入“垃圾时间”。

　　就在贝鲁遭受信任表决失败两天之后，在法国社交网络上流传的“封锁一切”运动号召，如约在9月10日登场。虽然呈现出全法遍地开花的态势，个别地方也不乏焚烧垃圾桶、袭击商店、警察投掷催泪弹等火爆场面，但相对以往并没有大规模升级，许多地方更以“载歌载舞”方式结束了。或许这场运动此前已经酝酿太久、让当局作好了足够的应对准备，又或许是因为贝鲁的失败绥靖了一部分社会情绪，总之，运动的规模和烈度远不如此前渲染得壮观。

　　这场运动特征之一，是来源的模糊性：根据《世界报》的溯源，运动的最初原点，可能来自社交媒体Telegram上一个名为Les Essentiels的频道，它由一个叫朱利安·马里西奥（Julien Marissiaux）的小业主于5月21日创建，页面上提到“2025年9月10日，（让）法国停摆：不要再顺从，不要再分裂。这一天将响起一个声音，那就是法国公民的声音。”7月11日，一个名叫克里斯戴勒（Christelle）的网民在自己的TikTok账户上呼吁在9月10日这一天实行“全面且无限制的封锁”。随后，这位克里斯戴勒加入到Les Essentiels之中，他制作的海报开始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但无论马里西奥还是克里斯戴勒，似乎都不是“封锁一切”口号的提出者，这个名称曾被用于另一个Telegram频道，但该频道很快迫于压力被关闭。

　　运动特征之三，是诉求的模糊性。笼统的“封锁一切”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增加工资？解散议会？总统下台？还是推翻资本主义？它超越了所有工会、政党、社团所能掌控的范围，仿佛什么都没有明确要求，但又可以涵盖一切，既包括上街、冲击机构、阻断道路，又包括居家禁足、拒绝购物、拒刷银行卡等等。当年的黄马甲运动，至少还有调涨燃油税作为导火索，参与者从反对燃油涨价开始，相关诉求一路上升到提升购买力、开征富人税、马克龙下台、举办“公民倡议型”全民公决等等。而如今，很难说“封锁一切”运动是否能像黄马甲一样衍生出定期举行的动力，但就眼下而言，它的诉求远比黄马甲空泛模糊得多，动力机制更加涣散，也就更难评估运动的有效性（据媒体报道，有网民10日当天哀叹，他原以为人们会一呼百应拒绝购物，从而让商业秩序崩溃，结果发现超市收银台前人潮汹涌，“看来运动是要失败了”）。

　　运动特征之四，是酝酿过程中的主导权转移。如前所述，Telegram频道Les Essentiels、同名网站和创办者马里西奥的个人社交账户上的信息透露出，他是立场接近极的“主权主义者”，支持“黄马甲”运动和法国脱欧，一心要揭穿共济会和医药游说集团“阴谋”。而根据情报部门的监测，“封锁一切”的呼吁，最初也主要是在草根极和“主权主义者”圈子里传播；但很快，对现状心怀不满的各方力量纷纷入场，最终这一号召被极所接管。法国总工会（CGT）、工人力量工会（FO）等激进派工会积极部署9月10日的行动；而在各大政党中，极 “不屈的法兰西”于8月中旬最先宣布支持这一运动。相反，作为建制性极，“国民联盟”却对“封锁一切”保持距离，虽然口头上声援这股不满情绪，但实际上并未投入任何力量。在运动惨淡收场之后，社交网络上许多极右翼网民对极左翼“绑架”运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当前法国陷入的政治僵局与高额赤字相交织的困境，让人隐约嗅到一丝1789年革命前夕的危机气息（这也是近年来媒体和政治反对派曾经多次玩过的历史梗）。极左和极右都暗自期待死局来临，要么马克龙像路易十六一样“自绝于人民”、引咎辞职，或者被弹劾下台；要么像三级会议给政治生活重新洗牌一样，再次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结果大概率是极左和极右力量继续水涨船高；要么像无套裤汉运动一样，推动街头怒潮一次次冲击体制，直到冲垮为止。

　　这种简单的类似当然失之轻率，毕竟2020年代的法国并没有旧制度下积重难返的历史包袱，也没有积累下足以山崩地裂的势能。即便是“革命老区”，重来一遍“打土豪分田地”也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在戴高乐倾力打造第五共和的近七十年后，这一体制的确显出某种颓势。尤其是它以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作为整个制度大厦的拱顶石，而如今的马克龙纵然想效法戴高乐，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试图强有力的总统，缺乏强有力的议会力量支撑，反而会遭遇更加强有力的街头蜂起。“总统辞职”从街头的标语牌，变成政界半公开讨论的话题，已经是个危险的信号。

　　这种底层怨气究竟从何而来，原因固然很多，例如建制派与民众的断裂、中产阶级的塌陷、不利的欧洲和国际局势、全球竞争格局的变迁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便在一个看上去“无法治理”的国家，政治仍然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总理仍然要任命、预算仍然要编制、国债仍然要偿还……需要的只是从窄缝中走出一条路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马克龙和所有不诉诸仇恨、不蛊惑人心的中道政治而言，一种东方式的智慧——“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或许能带来某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