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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农历巳蛇年的除夕夜，新加坡直落古楼一栋砖木结构的大浮脚楼，莱佛士学院二年级学生哈里·李悄悄从后门探出身来，沿着巷子往儿时玩耍的海边渔村走去。他出门还不到20米，猛地撞见了两个穿着军服的人。两人面貌丑陋，身材矮壮，上了刺刀的步枪跟持枪者一比，长得有些突兀。他们军服是暗褐色的，与英军的绿色军服差异明显。两人都打着绑腿，穿着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的胶底抓地靴。最古怪的是他们戴的鸭舌军帽，帽子后面还缝着两块开叉的小披风，像日式门帘一样遮住了脖颈。这是哈里·李第一次看到了活生生的日本兵。他愣了几秒才回过神来，顿时冷汗直冒、面色煞白。好在日本兵忙着去搜寻逃跑的英军，居然放过了已经吓傻的学生仔。

　　捡回一条命的学生仔，是后来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哈里，是祖父李云龙给他取的英文名字。那个年代，在英属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家境殷实的华人家庭一般都会给孩子取个英文名字。这反映了当地华人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在多宗教、多民族杂处的新马地区，华人既不是英国殖民者，天然享有特权；也不是马来原住民，处处追求特权。华人的待遇属实难称优厚，却依然靠自身的聪明和勤奋过上不错的日子。而英国人纵有种种不是，可他们的存在，对华人来说至少是安全上的保障。

　　12月9日，新加坡主流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刊发了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的消息。报道显然受到了殖民政府的新闻检查，字里行间有一种流水账式的轻描淡写：市中心牛车水一带遭日机轰炸，死60人，伤130人。实际情况要比官样文章严重很多，挨炸的不仅是牛车水，樟宜海军基地和登加空军基地都遭空袭。新加坡被空袭前一个半小时，日军开始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北大年和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巴鲁登陆。他们迅速控制克拉地峡一带，并在马来半岛上自北向南推进，回老家躲避战乱的同学们有福了。

　　12月10日，更坏的消息传来。“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关丹附近海域被日本鱼雷机炸沉。英国皇家海军840人阵亡，远东舰队元气大伤，舰队司令汤姆·菲利普斯殉舰身亡。“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从抵达新加坡到没入海底，前后八天。当初丘吉尔派两艘巨舰来远东，摆明了要将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直布罗陀”的决心。新加坡人甚至有些洋洋得意，首相对新加坡的防御貌似比伦敦还上心，还能出什么岔子？如今，两艘巨舰成了首相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怎么可能？不久，英军在马来亚作战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如果觉得“失利”太过含蓄，不妨直说吧，英军简直是溃不成军、土崩瓦解，他们在马来半岛上夺路狂奔，日军跟在他们后面穷追猛打。越来越多的平民通过新柔长堤逃往新加坡，先是白人种植园主、公务员、商人和他们的家属，接着是有些权势和地位的亚洲人。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也从马来亚赶了回来，他是壳牌石油公司的雇员，担任巴株巴辖油库的监督。当越来越多士气低落、无心恋战的英澳士兵出现在新加坡的街头，人们明白形势不妙，俄罗斯方块垒到了最顶上的那一行。

　　1942年1月底，整个马来半岛失守。那些骑着脚踏车，穿过橡胶园和甘蔗地的日军士兵，终于可以隔着柔佛海峡眺望退潮时不到600平方公里的小岛了。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扼守亚、非、澳海上交通的咽喉，现在它成了没有躯体的心脏。当然，日军可不只是眺望，他们给弹丸之地上了足够的强度。新山的日军大炮以接射的角度对新加坡发起攻击，期待中的日本轰炸机也频频出没于城市上空，流血和死亡变得司空见惯，失败主义的情绪弥漫在人群中。

　　2月14日，在爪哇养伤的英军远东战区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收到了马来亚英军司令阿瑟·珀西瓦尔的电报：“目前，新加坡全市处在日军野战炮的射击范围内。我们面临着缺水缺粮的威胁。参战的部队都已非常疲劳，不但无法抵御猛烈的攻击，也无力组织反击，哪怕做做样子都不行。根据现在的情况，抵抗未必能持续一两天。基层军官们认为，为了拖延时间，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同日军进行巷战，让新加坡市蒙受更大的损失和惨痛的伤亡，是因小失大。无论部队还是老百姓，都没必要流更多的血。希望您重视我的建议，赋予我更大的自主权。”

　　放眼马来亚战场，13万英军被四万日军一路追打，怎么说都是世界军事史上一段虐恋的佳话。从表面上看，白思华无疑拿着“一把好牌打得稀烂”的剧本。不过往深了想，人们的评价或许会公允一些，或许，白思华握着的只是貌似一把好牌。驻防新马地区的英军虽多，一线主力部队只有四万，四万人中又多半属于二三流的殖民地士兵，士兵各怀心思、战意寡淡。一群三心二意的士兵，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如何应对武士道傍身的虎狼之师？是的，在马来亚战场上，英军是没有制空权的。倒不是说英军没有飞机，而是英军飞机机型落后，航程有限，速度缓慢，在身轻如燕的零式战斗机面前都是待宰的羔羊。没有制空权，自然也就没有了制海权。“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沉没后，马来半岛东侧海岸成为日军闲庭信步的沙滩。

　　平心而论，在英军的高级将领中，白思华算是风评相当不错的一位。他完整经历过一战，二战初期也曾紧急调回欧洲同德军交手。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他展现出高超的组织能力。1941年4月，他升任马来亚英军总司令，丘吉尔看重的正是他丰富的履历，以及对东南亚事务的熟悉。白思华性格冷静、理智，思维缜密，具有极强的前瞻性。要论不足，就是他把自己性格的优点无限放大了，放大到极端的地步。他想必是墨菲定律的虔诚信奉者，呃，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结果就必然会发生。世间万物，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他若是一位棋手，肯定是走一步算十步的类型。然而他在算尽所有的变化后，发现自己走第一步时就该推枰认输。

　　种种迹象表明，有一件事给了白思华最大的刺激。2月14日中午，日军占领亚历山大野战医院，他们在医院内进行了无差别屠杀，320名医护人员和士兵遇难，其中包括一些还在手术台上缝针的伤员。白思华听闻此事，习惯性地倒了一杯威士忌。他呷了一小口，没能压住惊，脑海中却闪现出更多不祥的念头。日军在香港赤柱半岛烧杀淫掠的暴行，在英联邦世界引起了普遍的恐慌。报纸上描述的骇人场景，经常失足闯入白思华的梦里。他已经不想再搭理韦维尔含糊其辞的回复了。

　　下午五点，白思华率领随从打着白旗，在日军情报参谋杉田一次陪同下，来到了日方指定的谈判地点——武吉知马公路北侧的福特汽车厂。哦，请给我们的将军留些体面吧，严格说亲手举着白旗的是他的参谋长纽毕根。白思华带着残存的体面，来面见他宿命的对手、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在谈判桌落座的一瞬间，残留的体面也荡然无存。白将军眼中的山下将军，身材肥硕，理着平头，小胡子用黑色发蜡染过，身着笔挺的陆军中将服，胸前佩着勋章绶带，背后站着一群手执笔记本的战地记者。山下将军眼中的白将军，骨瘦如柴，疲惫不堪，双眼布满血丝，脸颊不自觉地抽搐着，紧张和不安表露无遗。

　　引领男儿们投降的白思华，也将走向战俘营。他是将军，待遇要好很多。他没被送到泰国去修“死亡铁路”，而是被秘密囚禁于吉林辽源的盟军高级战俘营。1945年8月19日，在美军“火烈鸟行动”小组人员的营救下，白思华重获自由。十几天后，也就是9月2日，销魂的反转来了。白将军作为战胜国代表，参加了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死硬的悲观主义者，该如何品评老天丢给他的彩蛋？没准对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恰恰是预想中的糟糕的事情没有如愿发生。

　　12月8日凌晨，借着微弱的晨曦，山下奉文看到了泰国宋卡的海岸。茂密的热带丛林在绵绵细雨下，蒸腾出阵阵溽热之气。面对孕育着热火的海岸线，司令官喃喃自语：“要是在北海道，大概已是冰雪世界了吧。”高温对于长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司令官，不算友好。考虑到司令官浮夸的身材，高温差不多就是虐待了。山下奉文身高1米7出头，体重却高达90公斤，与11年式平射步兵炮相当。自打在基层联队带兵起，他就赢得了一个绰号：平射炮。在鲜有胖仔的日本军界，山下奉文绝对是一个例外。抗战神剧已作过普及，体重超标往往会影响战力值。但山下奉文又一次打破惯例。瑞典P社开发的经典二战游戏《钢铁雄心》，迄今仍将他排在日本陆军将领战力值的榜首。

　　而今，山下的脚已踏上了马来半岛，他必须兑现自己的豪言。为了兑现豪言，山下奉文布置了一种被称作“电钻战”的战术，即正面突击，中央切入。战前准备会上，他将“电钻战”与德国人的闪电战作过比较，两者都是从战线中央切入敌阵，闪电战要两翼迂回对敌进行包围，“电钻战”则无需包围敌军，而是继续前进，将残敌交给后续部队收拾。这种顾头不顾腚的打法，反映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现实困境。有限的兵力和资源，要投入到无比广袤的战场上，实在玩不起消耗战。

　　在吉隆坡郊外，被日军打败的英军军官斯宾塞·查普曼，曾躲在树丛中悄悄观察过击溃自己的对手。日本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帽子也是钢盔、遮阳帽和棒球帽等等不一而足，比起穿戴整齐的英军简直不在一个水平线。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子里，储存着单兵口粮，无非是一把白米加上少许大豆和咸鱼。他们多数人骑着自行车，两人一排，有说有笑，如同去看橄榄球比赛。自行车的车轮大都在烈日下爆了胎，骑行时轮圈发出刺耳的颠簸声。这支部队属于第25军最精锐的第五师团，查普曼手下的印度裔士兵，只要听到他们自行车轮圈的颠簸声，便会丢下装备望风而逃。

　　马来亚战役结束，一名德国武官送给胖仔另一个绰号：马来虎。可笑的是，山下奉文不是特别待见德国人的献媚。他不欣赏“马来虎”的理由，表面看颇为荒唐，他觉得马来虎喜欢背后扑食猎物，有违武士之道。也许只有山下奉文心里清楚，在真正的战场上，没有谁是天命的赢家，他和他的第25军曾是多么地接近失败。1942年2月11日，新加坡攻防战打到拉锯阶段，日军的弹药所剩不多，兵力捉襟见肘，撤退方案也在拟订之中。此时此刻，山下奉文最担心的是被英军拖入“灾难性的巷战”。幕布的另一边，白思华浑然不觉。汇总到他手里的战报是，日军在这一天集中兵力和火力加强了攻势，日军飞机向英军阵地空投了山下奉文亲笔签署的劝降书：“战局既定，新加坡陷落已近在眼前，继续抵抗不仅徒劳，且将为城内广大非战斗人员带来直接损伤，陷百姓于更大痛苦与战祸。”两相一对照，白思华几天后发给上级韦维尔的电报，几乎是洗了稿的劝降信。

　　本质上，这是一次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那些自新加坡沦陷以来，一直在煎熬中等待着的华人，终于等来了砸在楼板上的另一只靴子。其实他们的命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甚至日本侵华时，就已经注定。山下奉文，他的刀把子上浸满了海内外华人的血。卢沟桥事变后，他率部在华北作战，他指挥部队攻南苑、战长辛店、袭廊坊，大肆屠杀中国军民。担任“满洲防卫军”司令期间，他又对东北抗联进行疯狂扫荡。在新马地区，华人抗日武装，特别是著名的星洲华侨义勇军，给日军制造了最大的麻烦。强迫症患者的典型症状，就是变态的报复欲。山下奉文说过，若非华侨的资助，中国问题早就解决了。为了切断华侨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有必要（对华侨）进行。

　　天可怜见，华人绝非生性悍勇，“聪明、勤奋、安分守己”才是他们的出厂设置。在抵抗日军的战斗中，南洋华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委实是别无选择。以英国人治下的三大族群论，马来人是在自己土地上替别人打仗，印度人是在别人土地上替别人打仗。他们无所谓，有时恨英国人要超过恨日本人。华人无奈，他们是在别人土地上替自己打仗。他们的故乡半壁江山沦丧，有家难回。他们第二故乡再有变故，则无家可归。对于华人来说，前进是深渊，退后亦是死地，他们不得不为险而战。也正因为此，他们扛下了所有的劫难。

　　2月18日，日军对新加坡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人，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七个集中地接受甄别。集中地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三日内，病弱者死亡逾百。甄别过程有些儿戏，以貌取人者有之，盘问职业者有之，抽签抓阄者有之。反正，生杀予夺由着日本兵性子来。李光耀接受甄别的集中地，是惹兰勿刹球场。他算幸运，只被关押了两天便被放行。离开集中地前，他被日本兵用胶印在左臂上盖了个“检”字。躲过一劫的学生仔，明显是有些飘了。几天后，李光耀竟戴着一顶澳大利亚溃兵赠送的军帽上街。意料之中，挨了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

　　说说刽子手的结局。日本投降后，山下奉文在菲律宾吕宋岛被美军逮捕，收容于马尼拉新比利比德监狱。1946年2月23日，他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稍显遗憾，审判书所指控的战争罪行里，并不包含新加坡大屠杀。好在大屠杀的幸存者没有忘记。1967年2月15日，在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揭幕仪式上，李光耀致词：“这座纪念碑标志着一种经验和教训，它时刻提醒人们，当他们对未来的事物与发展毫无准备之时，什么可怕的祸患都可能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