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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就餐减少的另一面，是独自用餐的情况增多。在过去20年里，美国成年人在任何一个晚上与朋友共进晚餐或喝饮料的比例下降了超过30%。“餐饮行业正在出现一种孤立主义的趋势，” 华盛顿特区的餐厅老板史蒂夫·萨利斯告诉我，“我觉得现在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家是他们的避风港。要让他们出门可不容易。” 即使美国人在餐厅用餐，他们也更有可能独自前往。在线预订平台OpenTable收集的数据显示，仅在过去两年里，独自用餐的情况就增加了29%。首要原因是人们需要更多 “自我时间”。

　　餐厅的演变轨迹，与美国另一个行业——好莱坞——如出一辙。20世纪30年代，视频娱乐只存在于电影院，普通美国人每月会去看几次电影。看电影必然是一种集体体验，人们会和朋友一起，或是在陌生人的陪伴下享受。但科技已经把电影变成了一种家庭观影模式。如今，普通美国成年人每年购买约三张电影票，而每周看电视的时间近19个小时，大约相当于八部电影的时长。在娱乐领域，如同在餐饮领域一样，现代社会已经把一种团聚的仪式，变成了一种宅在家里的隐居甚至独处的体验。

　　美国休闲活动的私有化，只是一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自1965年有可靠数据记录以来，如今美国人与他人相处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少。从那一年到20世纪末，面对面的社交活动逐渐减少。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每年进行的《美国时间使用调查》，从2003年到2023年，这一活动骤降了超过20%。在未婚男性和25岁以下人群中，降幅超过35%。不出所料，独处时间在疫情期间激增。但这一趋势在大多数人听说新冠病毒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并且在疫情宣告结束后仍在持续。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恩金·阿塔莱表示，2023年美国人独处的时间甚至比2021年更多。（在本文中，我将采用他对 “独处” 的定义：如果一个人 “是房间里唯一的人，即使他在打电话” 或在电脑前，就被视为 “独处”。）

　　但独处和孤独并非同一回事。“感觉到一些孤独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情绪反应，”纽约大学社会学家埃里克·克林嫩贝格告诉我，“这种信号会促使你从沙发上起身，去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这里真正的问题，即美国社会危机的本质，在于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没有对这种需要更多社交的生理信号做出反应。他们的独处时间在激增，而许多衡量孤独程度的指标实际上却持平或下降。2021年一项针对广泛使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孤独量表的研究得出结论：“经常使用的‘孤独流行病’这一说法似乎言过其实。” 尽管年轻人比以往更孤独，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如今孤独感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上升。2023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称自己 “昨天大部分时间” 都感到孤独的美国人比例，从2021年到2023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一，而根据阿塔莱的计算，独处时间却略有上升。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人开车出行，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推动了郊区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退缩到私人后院露台、私人泳池，过上更加私密的生活。一旦美国人下了车，就会坐在电视机前。从1965年到1995年，普通成年人每周多了六个小时的休闲时间。他们本可以把这些时间——一年300个小时！——用于社区服务、临时组织的篮球活动、阅读、编织，或者这四项都做。然而，他们几乎把所有这些额外时间都花在了多看电视上。

　　电视改变了美国人的室内装饰、人际关系和社区生活。1970年，只有6% 的六年级学生卧室里有电视机；到1999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77%。20世纪90年代的时间日记显示，夫妻每周一起看电视的时间，几乎是他们相互交谈时间的四倍。那些表示电视是 “主要娱乐形式” 的人，几乎不太可能参与帕特南统计的每一项社交活动：志愿服务、去教堂做礼拜、参加晚宴、野餐、献血，甚至是寄贺卡。就像《妙探寻凶》游戏中的谋杀案一样，美国社会联系的消亡有众多 “嫌疑人”。但最终，我认为最有可能的 “罪魁祸首” 显而易见。就是在客厅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的 “法恩斯沃思先生”（电视发明者）。

　　如果说20世纪的两项标志性技术——汽车和电视，开启了美国人独处时代的序幕，那么21世纪最声名狼藉的硬件设备则继续助长，甚至加速了我们国家的反社交倾向。无数书籍、文章和有线电视新闻节目都警告美国人，智能手机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可能对青少年有害。但考虑到这些设备对我们意识体验的巨大改变，这种担忧的报道其实已经算是克制的了。普通人每天醒着的时间约为900分钟。根据 “数字育儿倡议” 的数据，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平日平均花270分钟、周末平均花380分钟盯着屏幕。照此计算，屏幕占据了他们醒着时间的30% 以上。

　　社交活动的减少不能被轻视为一种良性的代际变化，比如只是对喇叭裤或紧身牛仔裤的偏好不同。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中写道，人类的童年——包括青少年时期——在整个动物王国中是一个独特的敏感时期。虽然人类大脑在5岁时就发育到了最终大小的90%，但其神经回路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熟。我们漫长的童年，可能是进化安排的一段通过玩耍进行社交学习的长期 “学徒期”。最好的玩耍方式是在户外，与其他孩子一起进行无监督的身体活动，让孩子们在探索自身能力极限的同时，学会如何处理冲突和忍受痛苦。但现在，年轻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电子设备上，这使他们脱离了现实世界，剥夺了他们所需的现实世界教育。

　　社交发展不足的童年，几乎必然会导致社交能力欠缺的成年。TikTok上有一个流行趋势，20多岁的年轻人会以创意方式庆祝朋友取消计划，通常是因为朋友太累或太焦虑而不愿出门。这些视频片段可能很滑稽，甚至相当有趣。当然，我们都能理解那种在日程安排过满的一周中夺回自由时间时的解脱感。但这类视频的数量之多，还是有点令人不安。如果说有谁应该感到孤独并极度渴望现实世界的接触，那应该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仍在从多年的疫情居家烦闷中恢复。但似乎在很多夜晚，美国最孤立的这一代人根本不想出门。他们打开摄像头，向世界展示不外出社交的快乐。

　　手机意味着独处时比过去更 “嘈杂”，而身处人群中时却更孤独。“曾经，独处和身处人群之间有明确的界限，” 新书《超级绽放：连接技术如何将我们撕裂》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告诉我，“界限对我们有帮助。你可以在与朋友相处时全身心投入，在休息时间进行反思。” 现在，我们的社交时间总被一种担忧困扰，担心其他地方正在发生更有趣的事情，而我们的休息时间则被几十位朋友、同事、既敌亦友之人和陌生人的信息流、帖子和短信所干扰。

　　有人可能会问：有条件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想多花些时间在家呢？在过去几十年里，典型的美国家庭变得更大、更舒适，也更具娱乐性。从1973年到2023年，新建单户住宅的平均面积增加了50%，配备空调的新建单户住宅比例翻了一番，达到98%。流媒体服务、视频游戏机和平板电视，让客厅比20世纪的任何剧院或游乐场都更具娱乐性。然而，便利也可能是一种诅咒。根据夏基的计算，在家进行的活动与 “自我幸福感的显著降低” 相关。

　　他告诉我，当代公寓设计的首要原则是每个房间都要能满足人们最大限度地盯着屏幕。“在与开发商和建筑师的设计会议上，你必须向每个人保证每个房间都有空间安装壁挂式平板电视，” 他说，“过去是‘我们要确保房间采光好’。但现在，当问题变成‘我们如何让最多的人感到最舒适？’答案就是满足他们对屏幕的依赖。” 房地产开发商鲍比·菲扬去年表示，“在很大程度上，公寓就是为了让人宅在家里看网飞（Netflix）而建的。” 通过研究户型图，他注意到卧室、步入式衣柜和其他私人空间在不断扩大。“我认为我们正在为孤独而建造，” 菲扬告诉我。

　　2020年，哲学家兼作家安德鲁·塔格特在宗教杂志《第一要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种新的男性气质似乎正在兴起：强大、执着于自我提升，并且以独处为荣。男性和女性都在推迟组建家庭；男性首次结婚的中位年龄最近有史以来首次超过30岁。塔格特写道，他认识的男性似乎热衷于放弃婚姻和父亲的角色。他们在三四十岁时，不再专注于结婚生子，而是致力于塑造身材、积累财富，以及通过冥想提升心智。塔格特称这些男性为 “世俗僧侣”，因为他们兼具老式的苦行主义和现代的唯我论。“践行者让自己接受越来越严格、受监控的禁欲式自我控制，” 他写道，“其中包括冷水浴、间歇性禁食、数据驱动的健康优化，以及冥想集训。”

　　去年读到塔格特的文章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共鸣。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我被社交媒体上的一种特定类型的视频深深吸引：走红的 “早晨例行活动” 视频。如果主角是男性，他通常英俊且富有。我们看到他起床，看到他冥想，看到他写日记，看到他锻炼、服用补充剂、进行冷水浴。然而，这些视频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通常缺少的元素：其他人。在这些展现美好生活的小视频中，主角们通常独自醒来，并且一直独处。我们通常看不到朋友、配偶或孩子。这些视频宣扬的是一种奢华的现代苦行主义，将他人的存在，往好了说是视为不受欢迎的干扰，往坏了说则是视为一种应该尽量避免的不健康的放纵，就像色情内容或果馅卷饼一样。

　　美国男孩与男子研究所所长理查德·V·里夫斯告诉我，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当我们追求一种孤立主义的舒适生活时，会失去一些难以言喻的东西。他称之为 “被需要感”——一种让我们对家庭和社区至关重要的感觉。“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需要感觉自己是一块拼图，能在某个拼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说。这种被需要感可以有多种形式：社会层面、经济层面或社区层面。我们的孩子和伴侣可能依赖我们的照顾或收入。我们的同事可能依靠我们完成项目，或者在遇到烦人的老板时互相倾诉。我们的宗教团体和周末扑克聚会可能指望我们出份力，比如填补一个座位或带点蘸酱。

　　但建立这些与社区的联系需要精力，而如今的年轻男性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建立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绝望正在悄然蔓延。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男性尤其脆弱。里夫斯说，感觉自己不被需要 “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是致命的”。“如果你看看男性在自杀前用来描述自己的词语，他们会说自己毫无价值、一无是处。” 自2001年以来，已有数十万名男性死于药物过量，主要是阿片类药物和芬太尼等合成药物。“如果自2001年以来药物中毒死亡人数保持稳定，那么死亡的男性人数会减少40万，” 里夫斯说。他强调，这些药物的特点就是让人独处：阿片类药物不是聚会用的药物，恰恰相反。

　　邓克尔曼说，中间层面的关系是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家庭教会我们爱，群体教会我们忠诚，而邻里关系教会我们宽容。想象一下，在家长教师协会（PTA）会议上，一位当地家长在平权行动问题上与你意见不合。在网上，你可能会把他视为政治对手，对他不屑一顾。但在满是邻居的学校体育馆里，你会忍住不说。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你们的女儿在同一个舞蹈班。在接送孩子时，你们会分享照顾年迈亲属的故事。尽管你们的分歧不会消失，但会融入一种和平共处的状态。当你们两人报名参加一个为学校起草多元化声明的委员会时，你会发现你们可以包容彼此相反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与你意见不同但有思想的人，会让你的政治观点变得温和，” 邓克尔曼说。但是，如果说家长教师协会会议仍然经常以线下形式举行，那么其他许多与邻居见面并相互理解的机会正在成为过去。“中间层面关系的消失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如果你不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观点，你就会希望自己这一方毫不妥协地与他们斗争。”

　　邻里关系是我们实践富有成效的分歧与妥协的最佳场所——换句话说，是民主的最佳实践场所。因此，毫不奇怪，邻里关系的削弱与一种怪诞的政治风格的出现同时发生，在这种政治风格下，每一次选举都感觉像是一场为了战胜内部敌人的生死之战。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美国全国选举研究调查都会让人和共和党人在一个从0（非常冷淡/不喜欢）到100（非常热情/喜欢）的 “感觉温度计” 上对对方政党进行评分。2000年，只有8% 的党派人士给对方政党打0分。到202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40%。在2021年由Generation Lab/Axios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近三分之一自认为是共和党的大学生表示他们甚至不会和人约会，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对共和党人也持同样态度。

　　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有诸多原因，包括通货膨胀和对乔·拜登领导的不满。但特朗普成功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是一种 “只有群体、没有邻里” 的表演性对抗风格的化身。他煽动群体间的敌意，迎合那些对政治分歧极度不容忍的选民。仅举几个竞选期间的例子，特朗普称人是 “民主的敌人”，称新闻媒体是 “人民的敌人”，并承诺 “根除” “像害虫一样生活在我们国家境内、在选举中撒谎、偷窃和作弊的激进左翼暴徒”。

　　社会脱节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进步人士一直难以理解特朗普的吸引力。去年秋天，一个流行的草坪标语写着 “哈里斯·瓦尔兹：显然当选”。这种情绪被大多数选民拒绝，表明他们未能与现实世界接轨。选举结束后，邓克尔曼给我发电子邮件，哀叹人的无知。“我们这些生活在精英圈子里的人，怎么就没看到特朗普甚至在我们的邻居中都越来越受欢迎呢？” 他写道。太多的进步人士在自家私密空间里沉迷于左翼媒体，却没意识到街对面的家庭正逐渐转向右翼。即使在纽约布鲁克林这个高度进步的行政区，也有十分之三的选民选择了特朗普。如果进步人士仍然认为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是一场陌生的运动，部分原因是他们让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陌生人。

　　独自在网上参与政治，而不是在社区中参与，不仅让我们更有可能妖魔化和疏远我们的对手，尽管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它还可能助长深刻的虚无主义。2018年，由丹麦政治学家迈克尔·邦·彼得森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开始让美国人评估关于和共和党政治家的虚假谣言，包括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我们原本预计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模式，” 彼得森告诉我，即左翼人士传播关于右翼的阴谋论，反之亦然。但一些参与者似乎对任何阴谋论都来者不拒，只要它旨在破坏现有秩序。这一群体的成员通常怀有种族或经济方面的不满。彼得森说，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感到社会孤立。这些愤懑的孤独者认同许多悲观的言论，比如 “我需要身边有混乱” 以及 “当我想到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时，我不禁会想‘就让它们全都烧掉吧’”。彼得森和他的同事创造了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一群体的动机：对混乱的需求。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选择独自在家，远离他人，度过闲暇时光。或许有人会想，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们最了解自己。但现代心理学一个一致的发现是，人们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什么会让自己幸福。“预测很难，尤其是对未来的预测” 这句话，在预测我们自己的生活时，分量尤其重。一次又一次，我们期望能带来平静的东西——更大的房子、豪华汽车、薪水翻倍但闲暇时间减半的工作——只会制造更多焦虑。而在这一堆我们误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中，独处位居榜首。

　　几年前，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尼克·埃普利让通勤火车上的乘客做一个预测：如果在乘车过程中被要求与陌生人交谈，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大多数参与者预测，安静独处会比与一个不认识的人长时间聊天带来更好的通勤体验。然后，埃普利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要求一些人独处，而指示另一些人与陌生人交谈（“交谈时间越长越好”，参与者被告知）。之后，人们填写了一份问卷。他们感觉如何？尽管普遍认为最好的通勤是安静的通勤，但被指示与陌生人交谈的人实际上报告说，他们比那些独处的人感觉明显更积极。“人类生活核心的一个基本矛盾是，我们极具社会性，与他人相处在各方面都能让我们变得更好，” 埃普利说，“然而，一次又一次，我们有建立联系的机会却不把握，甚至主动拒绝，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研究人员多次验证了埃普利的发现。2020年，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心理学家塞思·马戈利斯和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让人们一周表现得像外向者，另一周表现得像内向者。根据每周的主题，受试者会收到几次提醒，要表现得 “自信” “自发” 或 “安静” “内敛”。参与者表示，在表现得外向的那一周结束时，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积极情绪，而在表现得内向的那一周结束时，感受到了更多消极情绪。我们的现代经济，以其送货上门的便利，诱使人们表现得像恐旷症患者。但事实证明，我们也可以被反向引导。而且这样做我们可能会更快乐。

　　记者杰森·法戈内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人工智能伴侣兴起的书，他表示，即便在人工智能尚未掌握流畅语音之前，就已经有数百万人与机器建立起亲密关系。Character.ai是最受欢迎的人工智能伴侣平台，每月有几千万用户，他们平均每天花93分钟与自己的人工智能朋友聊天。“没有人会被骗以为他们真的在和人类交谈，” 法戈内告诉我，“人们自愿选择与人工智能伴侣建立关系，并且无论如何都会深深投入其中，因为这些系统具备情感互动能力。” 他书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位年轻男子，在未婚妻去世后，他设计了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模拟他已故的伴侣。另一位是一位双性恋母亲，她在与丈夫的婚姻之外，还与一个设定为女性的人工智能为伴。

　　“当然，可怕的是，学会如何与可能与你意见不合、让你失望的真实人类互动，” 埃普利说，“这对在现实世界中生活至关重要。” 我认为他说得对。但埃普利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我出生于80年代。而出生于2010年代或2020年代的人，可能不会认同我们关于 “真实人类” 朋友不可替代的观点。这些世代可能会发现，他们对人际关系最渴望的，不是一群可能会挑战他们的人，而是一系列情感——同情、幽默、认可——这些从硅基（人工智能）那里，可能比从碳基生命（人类）那里更容易获得。早在技术专家制造出一台能像许多爱因斯坦那样工作的超级智能机器之前，他们可能就会制造出一台情感细腻的机器，能像许多朋友那样给予情感回应。

　　改善公共社会基础设施并不能解决反社交世纪的所有问题。但公共空间的退化——以及公共生活的退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在电子游戏、手机以及更大更好的私人空间上所有投入的另一面。就像我们当初需要时间来认识到工业革命产生的无形排放一样，我们现在才开始意识到一个被手机和家束缚的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过，对于技术而言，每一种增强也是一种削弱。我们选择了这个数字增强的世界，却没有意识到正在被削弱的东西的重要性。

　　但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尼尔·斯蒂芬森在2015年的小说《七夏娃》中创造了 “选择主义” （Amistics）一词，用来描述谨慎选择接受哪些技术的做法。这个词源于阿米什人，他们通常拒绝许多现代创新，包括汽车和电视。尽管他们有时被认为是完全反现代的，但许多阿米什社区拥有冰箱和洗衣机，有些还使用太阳能。阿米什人并非拒绝所有技术，而是只采用那些支持他们宗教和社区价值观的创新。在1998年关于一个阿米什社区的博士论文中，当时还是哈佛大学博士生的陈泰强引用了一位社区成员的话，他们不想采用电视或收音机，因为这些产品 “会破坏我们的串门习俗。我们会待在家里看电视或听收音机，而不是去和其他人见面”。

　　如果说阿米什人对待技术的方式在应用上很激进，它却认识到了一个简单而真实的道理：尽管技术本身没有价值观，但对它的采用却能创造价值观，即便没有协调一致的努力。几十年来，我们采用任何能消除摩擦或增加多巴胺分泌的技术，欣然接受那些让当下生活感觉轻松美好的东西。但多巴胺只是一种化学物质，并非一种美德。而且，容易得到的东西并不总是对我们最有益的。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基于长期健康而非即时满足来选择技术意味着什么？如果技术正在伤害我们的社区，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修复它？

　　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办法是，青少年应该选择少花时间在手机上，而他们的父母应该选择多邀请朋友来家里吃晚餐。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都是集体行动的问题。如果一个青少年的同学已经养成了外出聚会的习惯，那么这个青少年就更有可能走出家门。如果这个青少年的父母的邻居也有每周聚会的习惯，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招待客人。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社区习惯，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仪式。社交活动的减少与宗教信仰的衰落同步发生，原因之一或许是，没有什么比信仰更擅长将仪式融入我们的日程安排。

　　“我有一个在社会科学家中不常见的观点，即道德革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它们会改变我们的文化，” 罗伯特·帕特南告诉我。在20世纪初，包括牧师沃尔特·饶申布什在内的一群自由派基督徒，敦促其他基督徒将他们的信仰从对个人救赎的狭隘关注，扩展到对社会正义的公共关注。他们的运动后来被称为 “社会福音运动”，在推动诸如废除童工等重大政治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还鼓励了一种更加社群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体现在一系列完全世俗的集会中，这些集会在工会大厅、社区中心和餐厅举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写作、思考和组织的特定融合。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道德情感氛围，但可以肯定的是，氛围确实会改变。我们最微小的行动创造规范，我们的规范创造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驱动行为，而我们的行为会产生连锁反应。

　　反社交世纪就是这样一种连锁反应的结果，即主动选择的独处，因数字世界的进步和现实世界的倒退而加速。但如果一种连锁反应把我们带入了反社交世纪，那么另一种连锁反应就能带来一个社交的世纪。新的规范是有可能的，它们一直在被创造。独立书店正在蓬勃发展——美国书商协会报告称，自2009年以来，其数量增长了50% 以上——在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等城市，许多书店已变成小型剧场，经常有站满人的人群定期聚集在这里参加作者朗读会。越来越多的学区和州正在学校禁止使用智能手机，这一全国性的尝试，乐观地看，可能会提高孩子们的注意力，改善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在过去几年里，桌游咖啡馆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预计到2030年其业务量将几乎翻倍。这些咖啡馆打破了80年来的趋势。它们没有把以前的社交娱乐形式变成私人活动，而是把客厅消遣变成了一种目的地活动。尽管我所描述的社会变革看起来可能意义深远，但它是由我们完全能够掌控的机构和决策自下而上构建起来的：可以小到像一家咖啡馆，也可以细微到学校里一个新的手机存放柜。

　　当埃普利和他的实验室要求芝加哥人克服对独处的偏好，在火车上与陌生人交谈时，这个实验可能并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生活。它所做的只是略微改善了15分钟时间段内的体验。但生活就是由一连串的15分钟组成的，一个接一个。我们度过每一分钟的方式，就是我们度过几十年的方式。“我所做的任何研究，都没有比这更能改变我的生活，” 埃普利告诉我，“并不是说我从不感到孤独。而是说我对生活的即时体验更好了，因为我学会了利用生活中的空闲时间，在其中结交朋友。”